關注自然與本土文化、窮盡精力找到屬於自己的語法,作曲家西貝流士 (1865~1957)不僅為芬蘭文化注入了豐沛內涵,更以強調精練的創作拓展 了二十世紀樂壇的品味。2016年音樂工作者吳毓庭走訪赫爾辛基、耶爾文 佩等作曲家生前定居之處,嘗試發掘創作者與生活背景之聯繫。當時滲透在 整趟旅程中的見聞與感受,終於在「與西貝流士散步」中緩緩浮升。
赫爾辛基音樂中心(Musiikkitalo)是市區裡相對嶄新的建物,但它存在的姿態,卻彷彿已座落在那許久。負責設計的建築公司LPR當初即以「半聲」(Mezza Voce)之名參與競圖,意在將音樂廳以最不喧嘩的方式融入原本景觀。
所以它與四周都有聯繫。其高度配合了現址原始的斜坡地勢,在西、北兩側與高處的公園相連。東、南兩側則向下延伸,分別接壤隔壁的「現代美術館」(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Kiasma)和另一座公園。當人們來往於它具有高低差距的步道時,總是從一片綠地來到另一片綠地。
而外部低調的景象,似乎是要人群把視線都看向音樂廳內部。站在音樂中心大廳,第一眼可以見到芬蘭藝術家Kirsi Kaulanen創作的大型裝置藝術〈大地之母〉(Gaia),將28種瀕絕植物與管絃樂器相融合,延展室內挑高處的視線,而平視望去,則可透過玻璃帷幕看進音樂廳(concert hall)內部,發現它葡萄園式的舞台,和如河中漂流木般的座位排列。
建築師對於整體的透明感與開放性特別解釋道:「這個音樂中心有一個任務,就是要創造衝動(impulses)。在物理上,impulse(衡量)是物體受到的力量在時間中的累積。而從其拉丁文字源pulsus可知,它也意味著脈搏、運動......如果我們希望促成一些影響或改變,『衝動』將必不可少……光線就是這座音樂廳在意、也是使用者們在意的面向。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被觸及、被了解。而這些期盼都將在這棟安全、可靠、真誠的空間中發生。」
當這棟二十一世紀廣受世人期待的音樂廳被建立時,它試圖以最委婉的姿態表現自己,其實和二十世紀以前,芬蘭先輩只能以神話、歌謠與鮮亮的手工藝,在瑞典與俄羅斯主導話語權的氣氛中顯露心志,其個性幾乎並無二致。
而那種「內向」其實在西貝流士身上也常常可以看見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,歐洲音樂較戰前風格更為多元、音響更為前衛,面對著這個百家爭鳴的場景,他以一句話來形容起筆於1918年的第六號交響曲:「大多數當代作曲家都在提供充滿色調和故事的雞尾酒,而我只想帶給大眾一杯純淨的溫泉水。」
第六號的純淨至少有內、外兩個層次可感受。從外層而言,西貝流士在樂曲中,首度將單一絃樂聲部拆分成三部(甚至還有四部),比如在111小節,第一小提琴、第二小提琴與中提琴共九部進行,因為每一部人員銳減,整體聲響變得特別纖細、透明。而從內部來看,樂曲雖是C大調,但更近於以D音為首的教會調式(多利安調式),樂曲並以大量的對位線條鋪陳(而非塊狀和聲),著名的美國樂評家史坦貝格(Michael Steinberg)就認為第一樂章深受文藝復興作曲家帕勒斯替那(G.P. Palestrina)的影響,聽來如素雅的經文歌。
西貝流士晚年說,這首曲子總會讓他想起「一年中初雪的氣息」,那般乾淨新鮮,連同幽靜的音響,正是作曲家以「半聲」在對世界發話吧?
我在音樂中心聽了兩場音樂會,內部的音響設計在豐田泰久操刀下,有著非常柔潤卻又結實的效果,以致我在聽完費瑞爾(Nelson Freire)彈奏貝多芬《皇帝》與葛路克的〈神靈之舞〉後,整個濕紅了眼眶。
我沒有長住過芬蘭,難以為芬蘭人和音樂有多親近作出結論,但我感到他們的用心隨處可見,即使默不作聲仍流露喜愛。就像音樂中心的隔壁,便設立了西貝流士音樂院新校區,再過去是曾作為展演中心的「芬蘭廳」(Finlandia-talo),接著往前會遇到一座常辦理音樂展覽的私人博物館(Hakasalmi Villa),更遠一點是看去如冰川般的國家歌劇院(此刻整理路線時,才發現2019 年同一條路上還開啟了「音樂名人堂」博物館),它們在地圖上連成一條微彎的曲線,身在歐洲音樂主流之外,流動著絡繹不絕的旅人。
* 圖片為赫爾辛基音樂中心,由吳毓庭提供。
赫爾辛基音樂中心(Musiikkitalo)是市區裡相對嶄新的建物,但它存在的姿態,卻彷彿已座落在那許久。負責設計的建築公司LPR當初即以「半聲」(Mezza Voce)之名參與競圖,意在將音樂廳以最不喧嘩的方式融入原本景觀。
所以它與四周都有聯繫。其高度配合了現址原始的斜坡地勢,在西、北兩側與高處的公園相連。東、南兩側則向下延伸,分別接壤隔壁的「現代美術館」(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Kiasma)和另一座公園。當人們來往於它具有高低差距的步道時,總是從一片綠地來到另一片綠地。
而外部低調的景象,似乎是要人群把視線都看向音樂廳內部。站在音樂中心大廳,第一眼可以見到芬蘭藝術家Kirsi Kaulanen創作的大型裝置藝術〈大地之母〉(Gaia),將28種瀕絕植物與管絃樂器相融合,延展室內挑高處的視線,而平視望去,則可透過玻璃帷幕看進音樂廳(concert hall)內部,發現它葡萄園式的舞台,和如河中漂流木般的座位排列。
建築師對於整體的透明感與開放性特別解釋道:「這個音樂中心有一個任務,就是要創造衝動(impulses)。在物理上,impulse(衡量)是物體受到的力量在時間中的累積。而從其拉丁文字源pulsus可知,它也意味著脈搏、運動......如果我們希望促成一些影響或改變,『衝動』將必不可少……光線就是這座音樂廳在意、也是使用者們在意的面向。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被觸及、被了解。而這些期盼都將在這棟安全、可靠、真誠的空間中發生。」
當這棟二十一世紀廣受世人期待的音樂廳被建立時,它試圖以最委婉的姿態表現自己,其實和二十世紀以前,芬蘭先輩只能以神話、歌謠與鮮亮的手工藝,在瑞典與俄羅斯主導話語權的氣氛中顯露心志,其個性幾乎並無二致。
而那種「內向」其實在西貝流士身上也常常可以看見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,歐洲音樂較戰前風格更為多元、音響更為前衛,面對著這個百家爭鳴的場景,他以一句話來形容起筆於1918年的第六號交響曲:「大多數當代作曲家都在提供充滿色調和故事的雞尾酒,而我只想帶給大眾一杯純淨的溫泉水。」
第六號的純淨至少有內、外兩個層次可感受。從外層而言,西貝流士在樂曲中,首度將單一絃樂聲部拆分成三部(甚至還有四部),比如在111小節,第一小提琴、第二小提琴與中提琴共九部進行,因為每一部人員銳減,整體聲響變得特別纖細、透明。而從內部來看,樂曲雖是C大調,但更近於以D音為首的教會調式(多利安調式),樂曲並以大量的對位線條鋪陳(而非塊狀和聲),著名的美國樂評家史坦貝格(Michael Steinberg)就認為第一樂章深受文藝復興作曲家帕勒斯替那(G.P. Palestrina)的影響,聽來如素雅的經文歌。
西貝流士晚年說,這首曲子總會讓他想起「一年中初雪的氣息」,那般乾淨新鮮,連同幽靜的音響,正是作曲家以「半聲」在對世界發話吧?
我在音樂中心聽了兩場音樂會,內部的音響設計在豐田泰久操刀下,有著非常柔潤卻又結實的效果,以致我在聽完費瑞爾(Nelson Freire)彈奏貝多芬《皇帝》與葛路克的〈神靈之舞〉後,整個濕紅了眼眶。
我沒有長住過芬蘭,難以為芬蘭人和音樂有多親近作出結論,但我感到他們的用心隨處可見,即使默不作聲仍流露喜愛。就像音樂中心的隔壁,便設立了西貝流士音樂院新校區,再過去是曾作為展演中心的「芬蘭廳」(Finlandia-talo),接著往前會遇到一座常辦理音樂展覽的私人博物館(Hakasalmi Villa),更遠一點是看去如冰川般的國家歌劇院(此刻整理路線時,才發現2019 年同一條路上還開啟了「音樂名人堂」博物館),它們在地圖上連成一條微彎的曲線,身在歐洲音樂主流之外,流動著絡繹不絕的旅人。
* 圖片為赫爾辛基音樂中心,由吳毓庭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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