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注自然與本土文化、窮盡精力找到屬於自己的語法，作曲家西貝流士 （1865～1957）不僅為芬蘭文化注入了豐沛內涵，更以強調精練的創作拓展 了二十世紀樂壇的品味。2016年音樂工作者吳毓庭走訪赫爾辛基、耶爾文 佩等作曲家生前定居之處，嘗試發掘創作者與生活背景之聯繫。當時滲透在 整趟旅程中的見聞與感受，終於在「與西貝流士散步」中緩緩浮升。
第七號交響曲雖為C大調，卻從低沈的G音音階開始，隨後樂思突兀地在第三小節，停留於以降A為最低音的小三和弦上，不到兩秒低音管又加入的D音，使和聲更為蒙昧不明。這些分歧的組合自開始便為樂曲渲染出奇異色彩，加上整部作品無樂章之分、僅通過數次段落轉換鋪陳，每個環節都令人難以理清它屬於「交響曲」樂類的內涵。
不過幾個能夠解套的看法是：作曲家最初的標題其實是「交響式幻想曲」（Fantasia sinfonica），原本就充滿想像的縫隙，再者，真正比對樂曲的眾多主題，彼此又都緊密相關，ㄧ如傳統交響曲講求「發展」（development）的技法。拿樂曲著名的長號主題（mm.60-70）來看，它寬廣的線條被包圍在樂團總奏和弦之中，這和弦為前方音階（C、D、E、F、G音）的加總，宛如光束匯聚，而線條本身徘徊在二度之間、加入一四度音跳進的設計，則對應著數十小節前，絃樂團的讚歌式（hymn-like）旋律（m.22）。這樣「主題偶然的再現與變形」（當然是經過作曲家設計的）貫穿全曲，使樂曲如一個人綜觀著過往旅程，充滿似曾相識的情景，也富含不斷流變的心情。
而這樣的流變，也使我在芬蘭旅行的最後一日，變得特別重要。
目的地是芬蘭畫家葛倫-卡列拉（Akseli Gallen-Kallela，1865-1931）位在赫爾辛基郊區的宅邸Tarvaspää，它興建於1911年，但一開始僅為畫室，要到1926年，畫家才為了自用而重興修築為現在的模樣。鋸齒狀的塔樓指著藍天，還原中世紀風格，巨大的斜屋因應北方大雪而存在，雖然看似與北方傳統息息相關，但其白色灰泥磚與強化鋼材的使用，以及屋頂藏有的風力發電裝置，都讓這棟房屋大大超越了那個時代。
目前館內主要收藏了畫家的風景畫和雕塑品（他最著名以《卡勒瓦拉》詩歌為靈感繪出的畫作都收藏在其他國家級博物館），我最喜歡的角落，莫過於他面向海灣的畫室，以及位在一樓的鋼琴沙龍。當我走過這些細節時也才發現，這一區區規劃並非一次到位，而是逐年蓋成的結果，甚至，在葛倫-卡列拉過世後，這棟建築依然還未完成，直到1961變成了博物館，整個計畫才算完工。他對於一直沒蓋完的房屋似乎也不甚介意，如同高第和聖家堂的步調，葛倫-卡列拉認為自己的這棟房子是為往後的五百年所建。
讀著這些資料，想起他和西貝流士同年出生，年輕時又一起流連於酒館，交換種種藝術抱負，後來雖然沒有實際合作，但兩人都從說著瑞典語的家庭，走到了足以代表芬蘭文化的指標性地位，好像人生的旅程再也不是他們自己的，而是一種跳脫時代的典型，可以鼓舞後來許多晚輩。尤其是西貝流士在第七號中瓦解交響曲既有形式的自信，以及葛倫-卡列拉發下往為五百年設計的豪語，其中的氣魄還顫動著，把所有靠近它們的人都震懾得屏息。
這座博物館旁還有一間獨棟別墅，以前是葛倫-卡列拉妻子家的房產，現在則是餐廳與咖啡館。我在櫃檯向店員點了一瓶西貝流士紀念啤酒，他因好奇我的東方面孔，忍不住問起我的旅遊動機，我笑著說：「我其實是來看看西貝流士的生活的。」眼前的男子轉頭用非常驚訝的語氣告訴身後同事，他顯然沒有預料到，在這個凜冽的寒冬，會有一名遙遠的旅客，只為看一看課本上的人物而來到這裡。其實，我的訝異不亞於他，那一瞬間我更強烈的明白，音樂之於我，就像第七號交響曲末尾，長號主題再次回返時，突然加入了一段二度音曲折繞行成不和諧聲響，在為光明增色——藝術不僅是在為黑暗裡的靈魂提供救贖，它也讓日光下的靈魂，擁有得以超越自身想像的色彩。
* 上方大圖為葛倫-卡列拉博物館。圖片由吳毓庭提供。
第七號交響曲雖為C大調，卻從低沈的G音音階開始，隨後樂思突兀地在第三小節，停留於以降A為最低音的小三和弦上，不到兩秒低音管又加入的D音，使和聲更為蒙昧不明。這些分歧的組合自開始便為樂曲渲染出奇異色彩，加上整部作品無樂章之分、僅通過數次段落轉換鋪陳，每個環節都令人難以理清它屬於「交響曲」樂類的內涵。
不過幾個能夠解套的看法是：作曲家最初的標題其實是「交響式幻想曲」（Fantasia sinfonica），原本就充滿想像的縫隙，再者，真正比對樂曲的眾多主題，彼此又都緊密相關，ㄧ如傳統交響曲講求「發展」（development）的技法。拿樂曲著名的長號主題（mm.60-70）來看，它寬廣的線條被包圍在樂團總奏和弦之中，這和弦為前方音階（C、D、E、F、G音）的加總，宛如光束匯聚，而線條本身徘徊在二度之間、加入一四度音跳進的設計，則對應著數十小節前，絃樂團的讚歌式（hymn-like）旋律（m.22）。這樣「主題偶然的再現與變形」（當然是經過作曲家設計的）貫穿全曲，使樂曲如一個人綜觀著過往旅程，充滿似曾相識的情景，也富含不斷流變的心情。
而這樣的流變，也使我在芬蘭旅行的最後一日，變得特別重要。
目的地是芬蘭畫家葛倫-卡列拉（Akseli Gallen-Kallela，1865-1931）位在赫爾辛基郊區的宅邸Tarvaspää，它興建於1911年，但一開始僅為畫室，要到1926年，畫家才為了自用而重興修築為現在的模樣。鋸齒狀的塔樓指著藍天，還原中世紀風格，巨大的斜屋因應北方大雪而存在，雖然看似與北方傳統息息相關，但其白色灰泥磚與強化鋼材的使用，以及屋頂藏有的風力發電裝置，都讓這棟房屋大大超越了那個時代。
目前館內主要收藏了畫家的風景畫和雕塑品（他最著名以《卡勒瓦拉》詩歌為靈感繪出的畫作都收藏在其他國家級博物館），我最喜歡的角落，莫過於他面向海灣的畫室，以及位在一樓的鋼琴沙龍。當我走過這些細節時也才發現，這一區區規劃並非一次到位，而是逐年蓋成的結果，甚至，在葛倫-卡列拉過世後，這棟建築依然還未完成，直到1961變成了博物館，整個計畫才算完工。他對於一直沒蓋完的房屋似乎也不甚介意，如同高第和聖家堂的步調，葛倫-卡列拉認為自己的這棟房子是為往後的五百年所建。
讀著這些資料，想起他和西貝流士同年出生，年輕時又一起流連於酒館，交換種種藝術抱負，後來雖然沒有實際合作，但兩人都從說著瑞典語的家庭，走到了足以代表芬蘭文化的指標性地位，好像人生的旅程再也不是他們自己的，而是一種跳脫時代的典型，可以鼓舞後來許多晚輩。尤其是西貝流士在第七號中瓦解交響曲既有形式的自信，以及葛倫-卡列拉發下往為五百年設計的豪語，其中的氣魄還顫動著，把所有靠近它們的人都震懾得屏息。
這座博物館旁還有一間獨棟別墅，以前是葛倫-卡列拉妻子家的房產，現在則是餐廳與咖啡館。我在櫃檯向店員點了一瓶西貝流士紀念啤酒，他因好奇我的東方面孔，忍不住問起我的旅遊動機，我笑著說：「我其實是來看看西貝流士的生活的。」眼前的男子轉頭用非常驚訝的語氣告訴身後同事，他顯然沒有預料到，在這個凜冽的寒冬，會有一名遙遠的旅客，只為看一看課本上的人物而來到這裡。其實，我的訝異不亞於他，那一瞬間我更強烈的明白，音樂之於我，就像第七號交響曲末尾，長號主題再次回返時，突然加入了一段二度音曲折繞行成不和諧聲響，在為光明增色——藝術不僅是在為黑暗裡的靈魂提供救贖，它也讓日光下的靈魂，擁有得以超越自身想像的色彩。
延伸聆聽
Sibelius, Symphonie Nr 7 C Dur op 105 Leonard Bernstein, Wiener Philharmoniker ▶
* 上方大圖為葛倫-卡列拉博物館。圖片由吳毓庭提供。
